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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日报评论:行“大医”之道 求“大医”之效

发布时间:2016-05-19 来 源:湖北日报  阅读次数:

——三论学习贯彻全省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大会精神

  资治通鉴曰:“小医治病,中医治人,大医治国。”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里,一个“医”字意蕴丰富、含义深远。北宋名臣范仲淹,少年时就曾立志“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”,从而生发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国家责任;留学日本的鲁迅,毅然弃医从文,从疗治身体的病痛到“改变他们的精神”,从而于民族危难之际发出了对社会启蒙的“呐喊”。

  治病与治国,目的都是“治”,但不同的“肌体”,决定了“医”的不同追求。在今天,正是基于对执政地位与执政根基的忧患意识,党的十八大以来,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更大的“医”,实现更大的“治”,其力度、深度与广度在新的历史时期前所未有,深入回答了“为何治党”这一重大理论课题和时代问题。正是基于“腐败问题越演越烈,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”的深刻认知,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及时解决影响党的创造力、凝聚力、战斗力的问题,认真医治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病症,坚决祛除滋生在党的健康肌体上的毒瘤,从人心向背、国家兴亡的高度,行“大医”之道,求“大医”之效。

  治病与治国,“医”的对象不同,但治疗的方略,却有共通之处。《黄帝内经》中说:“上医治未病,中医治欲病,下医治已病”,体现的就是居安思危、防患于未然的哲学智慧。“历史使命越光荣,奋斗目标越宏伟,执政环境越复杂,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,越要从严治党,做到‘为之于未有,治之于未乱’,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”这种“为之于未有,治之于未乱”的忧患意识,既是一种责任,更是一种担当,催生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想新战略,既深化了党的建设的理论内涵,又拓展了管党治党的实践境界。

  理解了稳固执政根基的“大医”之道,理解了“治未病”的“上医”之方,我们就能深刻认识到,为什么全面从严治党要强调纪在法前、纪严于法,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;为什么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“四种形态”,要求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,让咬耳扯袖、红脸出汗成为常态。把“治”的关口前移,就是要在“未病”之时早做提醒、早做治疗,通过注重日常、抓早抓小、防微杜渐、动辄则咎,避免要么是“好同志”、要么是“阶下囚”的状况。违法无不从乱纪始,运用“治未病”的哲学思维,就能既及时治“病树”、拔“烂树”,更保护好整片“森林”的健康。

 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,也是最好的清醒剂。唐太宗李世民曾问诸臣:“草创与守成孰难?”魏征对曰:守业比创业更难,因为“既得之后,志趣骄逸,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,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,国之衰弊,恒由此起。”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后,也常和大臣论持身保业之道,说:“安生于危,危生于安,安而不虑则能致危,危而克虑则能致安。”

  “守成则难”的慨叹,让“大医医国”的坚定行动穿越时空:“党面临的‘赶考’远未结束”,正风反腐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斗争。“危生于安”的自警,让“上医治未病”的忧患意识发人深省:面临“四大考验”、“四种危险”,始终保持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的能力和决心,强身健体、固本培元,才能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,让整个政治生态山清水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