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匏安华南地区最早传播马列主义 牺牲后四个儿子都走上革命道路

发布时间:2017-07-07 来源:湖北省纪委监察厅网站 阅读次数:

杨匏安

1896-1931

广东珠海人。早年赴日本求学,建党前就在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。1921年入党,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的党员之一。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,受党委派主要在国民党中任职,曾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过第二届中央委员、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代部长。1927年春,他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,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,并任副主席,同年8月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身份出席八七会议。在汉期间,杨匏安做了大量统战工作。1928年赴上海工作。1931年7月被捕后,多次拒绝了国民党元老们高官厚禄的利诱和蒋介石的亲自劝降,8月被秘密杀害于上海。

6月10日,广州珠海,杨文伟夫妇站在杨匏安雕像前

再苦再危险,我们也要革命到底。

——杨匏安

作为我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,杨匏安与李大钊并称“南杨北李”。1927年,中共五大在汉召开,杨匏安当选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。

1931年,年仅35岁的杨匏安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。他就义后的许多年间,周恩来经常带着深情讲述他的动人事迹,并用他“为官清廉,一丝不苟,堪称楷模”的品德来教育大家。

6月9日,记者前往珠海专访了杨匏安的儿子杨文伟。

300多大洋薪金大部分交给党作活动经费

杨匏安1896年出生于珠海南屏北山村一个破落的茶商家庭,他的成长,适逢中国社会经历剧变。杨匏安对社会激变过程中的种种黑暗非常厌恶失望,不断思索国家和人民的出路。1919年,“五四”运动开始后

,他认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,他翻译写成了包括《马克思主义》在内的《世界学说》,成为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。

今年88岁的杨文伟是杨匏安最小的孩子,父亲去世时他才2岁。谈及父亲的才华与胆识,他告诉记者:“我祖母是个大家闺秀,知书达理,还可以双手写书法。她一辈子生过9个孩子,最后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活了下来,所以她很重视对这唯一一个孩子的教育,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了。”

1921年春,杨匏安由谭平山介绍加入了广东的共产党发起组,1923年,他又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,此后三年间在国民党中央当过第二届中央委员、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代部长。他身为国民党“高官”,却没有借机敛财,而是以此身份大力发展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和工农运动。

“他那时一个月的薪金有300多大洋,足以买田、买地。但他把绝大部分钱都交给党作活动经费,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。因此,我们家里也就不可避免地清贫、困难了,家人都必须去做工贴补家用”,杨文伟回忆。

省港罢工时,杨匏安还当过广东政府财政部的代表,管理大量钱财。当时常有人上门送礼,他从不许家人接受。一次省港罢工委员会发放捐款后,留在杨家的袋子里剩下一枚硬币,只值一两毛钱,孩子们捡到后拿着玩。杨匏安发现后马上严肃地对他们说:“这是公家的钱,一分一文都不能要。”接着,他又让孩子们马上把这枚硬币送回罢工委员会。

受到不公正处分,仍表示“公忠不可忘”

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不一帆风顺,国民党内右派势力一直在争夺权力,排挤、打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。1926年,杨匏安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职务,但依然继续坚持斗争,勇敢地抗击国民党右派。1927年春,他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,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。同年11月,杨匏安受到不公正处分,被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之职,生活困窘,他仍表示“公忠不可忘”。

离开武汉后,杨匏安一直以普通党员身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。他全家有十多口人,自己又患肺病,所领的有限生活费难以维持日用,七个儿女有两个因病缺医而早夭。

“父亲白天在党报秘密机关当编辑,晚上写作译书赚稿费补贴家用。那时出版革命书籍发行困难,稿费很低,他还要经常帮家人推磨做米糍,让祖母和哥哥姐姐们清晨上街叫卖”,杨文伟透露,“家里那时的很多生活费用,其实是靠祖母和我母亲一分一分挣来的。”

在上海期间,杨匏安一家的生活不仅艰难而且充满危险。他的母亲担任机关掩护,失学的孩子们则担任起发送进步传单书报的工作。家里每个人口袋里只装两毛钱,杨匏安还规定这笔钱平时不得动用,在机关暴露或与组织失去联系时才可用于买食物。

1930年杨匏安被捕后,周恩来冒险到家中探望,杨母很受感动,却坚决不许儿子的这位友人再来。后来,杨匏安因未暴露真实身份而获释回到家中时,有人说起:“我们做这些事,又穷又危险,小孩子没有书读,上街也提心吊胆的。”他却坚定地回答:“再苦再危险,我们也要革命到底。”他的母亲马上说全家都支持你。这一幕,成为杨匏安几位子女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笔。

摔掉蒋介石劝降电话,狱中写下绝笔诗

1931年7月,杨匏安再次在上海被捕。在狱中,杨匏安面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引诱,宁死不屈。蒋介石甚至亲自出马劝降,杨匏安不为所动,把电话都摔了。

在狱中杨匏安也惦念家中生活,设法传出纸条叮嘱“玄儿不可顽皮”,“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”。因为这个缝纫机是家中唯一的谋生工具。杨匏安还告诫家人,千万不能接受国民党要人送的钱物,如不能生活下去就立即南返。

“实际上广东老家已经没有任何财产了,但父亲在遗书中只字不提让家人去找党组织,因为他怕给组织增添负担”,杨文伟老人说起那段历史非常沉痛,“当时母亲病重,无奈之中甚至想把我给卖掉,后来因为我的哭闹和祖母的坚持,此事才作罢。”

虽然已是88岁高龄,杨文伟老人仍能背诵父亲就义前在囚车中口诵的那首诗——《示难友》。这首诗引据南北朝时褚渊出卖袁灿之事,告诫人们明辨忠奸:“慷慨登车去,相期一节全;残生无可恋,大敌正当前;知止穷张俭,迟行笑褚渊;从兹分手别,对视莫潸然。”

家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

杨匏安牺牲后,他的家人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。长子杨玄由周恩来送去参加革命工作;二儿子杨明1938年在武汉找到周恩来,随后去了延安;三儿子杨志也被党组织送去延安参加革命;最小的儿子杨文伟则被祖母、姐姐杨绛辉等带到香港,继续为党收集、传递情报。

“1945年,广东党组织找到了我,把我送到东江纵队。因为有在香港从事无线电台工作的经历,组织就分配我在部队做电台机要工作”,杨文伟告诉记者,“因为长年从事电台工作,我听力不太好了。”

后来,杨文伟在福建与战友郑梅馨结婚。不管时代如何变化,夫妻两人都把清白做人、认真做事、坚持读书作为家里最重要的教育信条。“恢复高考第一年,我们家就有两个孩子同时考上大学,这在当时很轰动”,今年85岁的郑梅馨回忆。

离休后,杨文伟带着家人回到珠海定居。“我们一大家子人,总算有个人回到了家乡,父亲应该会很高兴”,6月9日,在珠海南屏北山村那座古老的杨氏宗祠里,杨文伟拄着拐杖,抬头望着墙壁的族训“忠孝廉节”,喃喃自语。